目前看来，7号、8号祭祀坑跟1986年发现的2号祭祀坑之间，很可能有密切联系，当中很多器物都可以拼对。基本可以肯定这三个坑是同一时期形成。将来还可以通过更多器物的拼对，来展示当时的实际情况。

随着三星堆遗址最新考古成果公布，一件件“重见天日”的国之重器再次引发全球关注。三星堆遗址最新考古发掘成果有何惊喜？三星堆青铜文化与中原文明有何联系？三星堆遗址下一步考古发掘计划是什么？

霍巍：可以从三星堆遗址最新出土的“国之重器”中找到答案。一件出土于8号祭祀坑的青铜神坛，为研究三星堆祭祀场景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这件神坛最顶上是一组跪骑神兽造型，中部刻画了13位形态各异的祭祀参与者，占据“C位”的人像跪坐在圆形神坛上，背着青铜罍。虽仍缺失3个人像，但能如此形象地反映祭祀人群，已十分难得。

青铜尊、青铜罍是中原文化中的重要礼器，上述第一件器物跪坐在神坛中央的“C位”人像，所背的正是青铜罍；第二件器物也和中原文化以龟形象征国之典册有密切联系；第三件器物上神像顶尊按罍的形态也反映出商代社会极重天地鬼神和人神沟通的时代特征。

——专访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川大博物馆馆长霍巍

考古人员在8号祭祀坑工作。

而在文献典籍中，同样可以看到两个和三星堆文明关系密切的古代书写系统，一是中原文化系统，西周时就有对“蜀”的记载，《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伐纣时，“西土八国”之中有蜀人参战。《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与其妻嫘祖之子昌意娶了“蜀山氏女”，降居若水，后来封其支庶于蜀。另一个是巴蜀文化系统，《蜀王本纪》《华阳国志》都记载古蜀时期先后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各世代，从蚕丛氏开国至开明世为秦所灭(前316年)，古蜀各世蜀王虽然远离中原王朝，被中原诸侯视为“椎结左衽”的“蛮夷之族”，但也自成一系，始终保持着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联系，既非天外来客，也非域外异族。

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是从涓涓细流汇成大江大河，是文化从各个地区逐渐聚合，最后形成国家文明。三星堆提供了一个青铜时代的区域样本，让世人看到了在夏商周青铜时代，除了中原地区以青铜礼制为代表的青铜文化，还有像三星堆这样富有神话浪漫想象的青铜文化，为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与发展进程谱写了新篇章。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川大博物馆馆长、四川考古学会会长霍巍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度解析。在霍巍看来，三星堆文化不仅能体现中国青铜文化的内涵、中国青铜时代的艺术创造，还能通过三星堆与世界对话，看到世界其他文明中某些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

但仅仅这两个维度还不足以全面认识三星堆，还应将三星堆放在世界文明的体系中加以考察。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会出现一些相似的文化现象、共同的文化表现。比如怎么看待太阳，怎么看待世界的中心、宇宙的中心。三星堆人同样认为，他们就是当时世界的中心。此外，世界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都有对神秘的大眼睛、神树(太阳树、宇宙树、生命神树等)、太阳神等的崇拜现象，在考古艺术表现形式上也有同有异，不能将三星堆出现的这类考古现象都认定为外来文明。

第三件器物同样复杂精妙，其上的青铜神像头顶尊、手撑罍、脚踏鸟，身体向后翻起，我称它为“顶尊按罍曲身鸟尾青铜神像”。刚出土时其尾部缺失，考古工作者在2号祭祀坑出土器物中找到了。时隔36年，两件器物“破镜重圆”，再次惊艳世界。通过“合体”后的器物，既能看到三星堆人对中原青铜礼器的尊崇，也看到他们将通天神灵和祭祀重器有机结合的精妙创造。

四川三星堆博物馆青铜馆展出的青铜人头像。

小型祭祀坑中出土了玉器和石制的动物，其眼睛、嘴巴等表面都有涂朱痕迹，造型和金沙遗址出土器物造型非常接近。这些发现可能表明三星堆祭祀的时间跨度长，类型丰富多样。

三星堆和中原文化的关系文献有载。器物上也可看到，三星堆的青铜礼器，以及所有玉石器，在中原都可以找到原型。即使一些造型比较特殊的青铜器，从中仍然可以看到三星堆人对青铜礼器的崇敬。只是他们希望用龙、鸟等神灵动物沟通天地、沟通人神，所以才有了看起来比较神怪、夸张的器物群。但这属于三星堆的地方文化特色，三星堆的内核和基本的底色仍是中华文明。所以三星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也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